正如1904年晚清中国一篇名曰《论中国立宪之要义》的文章所言：夫文明之国，无不制定宪法，以维持于军民上下之间，一以顺舆情之正，一以图社稷之安。

不同学者就某类法律现象发表学术意见，其出发点一样，结论却可能大相径庭。[11]参见陈柏峰：《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

理论提炼上的偏差，往往并非发生在从经验到理论提升的环节，而是经验感知环节就出现了问题。个人生活经验虽然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却可能导致盲目自信。而在中国，能动司法运动的背景是应对金融危机、服务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目标，其思想基础是服务大局、为人民司法，其具体机制是主动介入、主动服务、及时解决纠纷，其主要举措是司法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送法下乡、送法上门等。经验，就是人们在同事物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官获得的关于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它是认识的开端。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许霆案的合理审判，躲猫猫事件的真相查明等，都与学者的参与讨论紧密相关。

举个例子说，当用宗教信仰自由的西方理论框架来认识中国农村的邪教传播时，如果对西方社会中宗教教派斗争激烈、彼此极端不宽容的历史经验有所忽视，就很难真正理解西方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历史上人们的拜神自由很少受到制约和严厉挑战。否则，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法治实践，要么不知所指、空洞无物，要么牵强附会、荒谬可笑。其次，非即刻实现性延缓了需救助群体的迫切需求。

各种社会立法应具体明确各类社会组织，包括私人企业、家庭、宗教或者慈善组织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责任范围。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的保护义务都需要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机关制订措施来明确具体的实施条件、步骤和方法。尚未生效的法律包括《社会救助法》、《慈善法》。国家鼓励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救助工作。

他指出：第一，一些国家的宪法或者法律条文可能直接规定了非国家组织的责任。非国家行为体，区别于根据国家宪法和法律设立的政府机构，是由民间和社会力量按照一定的程序组织起来的履行特定职能的组织，是私人的再社会化和再政治化，既区别于传统的国家机构，也与单纯的个人有明显的区别，是一种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组织机构。

[3][4]See Dieter Grimm，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State， Georg Nolte， European and US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7， 145. [5]See Dieter Grimm，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State， Georg Nolte， European and US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3. [6]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92. [7]喻中：《拉特纳论跨国企业的人权责任》，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hina/newzt/magezine/200312005412135130.htm. [8]刘波：《共享发展成果亟需制定社会救助法》，《法制日报》2007年10月20日。  四、如何承担责任 1.健全社会立法。第三，福利社会造就和提升个人的自我负责精神和能力，目的是塑造健全人格。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都直接或者间接规定了社会的义务，此处的社会包括社会组织、私人企业、家庭、以及社区等的责任。

第2款具体规定了国家和社会对残疾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这一特定群体、第3款具体规定了国家和社会对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这一特定群体的物质帮助权实现负有作为的义务。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是非国家行为体即社会，因而该问题的实质是：国家在社会权基本权中是否应承担保护义务，及承担何种保护义务。客观价值一词是德国宪法法院1958年于路特案中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论证基本权并非限制在垂直适用上。新修改的《残疾人保障法》第7条规定：全社会应当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

[2]全球性企业也需要承担人权责任。这里，第一款规定妇女的权利，第2款规定国家为妇女权利实现的保护义务，且宪法在语词上直接使用了国家保护，意味着宪法课以国家作为义务。

道德公害是指当人们凭借保险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重新界定其为之投保的风险时，可能理性地运用福利制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在事实上制造出一些需要保险的事实，出现一个由福利系统本身创造出来的且又受其保护的利益集团，阻挠福利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影响社会权利的实现。又如，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就国家保护义务本身的救济品格而言，一般认为，针对自由权的国家保护义务仅为国家义务，立法机关具有法律形成的自由，是否制定、何时制定和制定怎样的法律是立法机关自己的事情，当事人既不具备向法院起诉的诉的利益，也不可以向法院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政府可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综合这一条的诸条款来看其，宪法既课以国家保护义务，也明确公民物质帮助权的实现需从国家和社会两方面获得。南非宪法法院也发展了国家的保护功能。这需要国家完善立法，落实相应的组织和程序，妥当地善尽国家对社会基本权的保护义务。另一方面，这类法律规范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

这部法律在框架设计上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以保障公民的社会基本权为立法宗旨。出具虚假证明的，由民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一方面，社会权保障的国家中心责任由国家机构操控，其具体开展则表现为仰赖国家成立的一系列官僚机构对社会福利的支出与分配进行操作，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机构运行机制，既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和没有效率的（吉登斯语），也是不民主的。在1975年的First Abortion Decision of 1975一案中，德国宪法法院首次提出了国家保护义务这一概念，承认《基本法》施以国家义务保护基本权免遭第三方的侵犯。

四是在社会救助资金渠道上通过立法明确将社会救助事业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各级人民政府对社会救助资金的财政投入纳入财政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年增加。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在讨论一个有关外国企业因向当地居民的饮用河中倾倒污染物而导致大量人患病和死亡的案件时，他认为，工人和当地居民的死亡可以视为国家在保护国民生命权责任上的失职。国务院也可以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落实和实施保障宪法基本权利的义务，国务院制定的《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是一例。准备制定的法律包括《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障法》、《农民权益保护法》等。（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挪用、扣压、拖欠、虚报社会救助款物，擅自提高或者降低社会救助水平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今社会基本权已越来越由国家走向国家之下的法学上的原因，亦即随着人权文化的兴起，以立法表现出来的社会基本权的第三者效力扩展的范围和速度比自由权要广泛和快速得多。由于非国家组织包括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那些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国家的一部分，在经营和生产中负有与国家相同的保护个体生命权的责任，那些私人企业也不例外。

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宪法要求国家制定法律，实现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中的权利义务，或者在行政过程中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第二，福利的促进和提升必须伴随着公民的有效组织和参与，目标是振兴公民社会。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允许未成年人进人，或者没有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本文试图从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入手，探讨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的法理基础与法律架构。

这也是社会宪法的固有特征，是社会宪法区别于政治宪法仅将国家与公民作为其调整对象的不同之处。通过提供教育设施、资源，救助贫困者，或者照看幼儿等，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机构可以帮助社会权的实现，缩小社会差距。特定情况下的个人也是生命权保护的主体。再次，官僚化操作冲击民主。

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残疾人提供捐助和服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制度上的差异，我国落实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主要依赖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机关制定实施细则、设立机构、筹措经费等，至于由法院实施社会权国家保护义务，即使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也依然是一件十分不确定和难以预见的事情。进入专题： 非国家行为体 社会权 国家保护义务 。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社会权保护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协力实现社会权保障的问题，主要囿于社会权保护过程中国家中心责任的不足、乏力与副作用。早在First Abortion Decision of 1975一案中正式、明确提出国家保护义务概念之前，宪法法院就作出了许多暗示着这一方向的裁决。